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强调,要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放管服”改革推进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中央的要求引发社会各方热烈反响,如何理解和落实也成为当前市场监管理论实践创新的重中之重。为此,我刊与四川省市场监管研究院《市场监管论坛》、中国一汽集团《企业研究》、中国知网“三刊一网”联手实施“提升营商环境生产力”系列访谈,受访嘉宾为企业家、专家学者和主管工商市场监管的各级领导,邀请嘉宾同题答问:在您看来,应该如何理解和落实“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这一新理念新要求?现将嘉宾答问整理如下,以期抛砖引玉,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更多探讨。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积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营商环境的关键在于政府要真正敬畏市场

专家: 张成岗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把握“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有三重维度。 首先,理解“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要深刻理解 “生产力”概念的历史渊源。从思想史上看,“力”的概念首先是一个物理学概念,缘起于古希腊原子论、勃兴于近代科学革命的机械论一度在西方思想史上占据主导性地位,该思想范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用自然科学尤其是经典物理学的理论、概念去解释超越自然界本身的其他各个领域,比如“力”和“素”的概念都超出了力学、光学和化学领域而被赋予一般方法论意义、“智力”、“能力”、“创造力”、“生产力”“组织力”等成为解释人类个体以及社会发展的重要概念。其次, 理解“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要充分把握“生产力”概念的多维性。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生产力”内涵处于不断演变之中。“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本身即反映了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是自然科学的新兴思维范式在经济活动中的折射和应用。18世纪的法国经济学家魁奈已提出“生产力”概念;随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也多次使用生产力概念;马克思则赋予了“生产力”概念以科学内涵,生产力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巨大制约作用。第三,理解“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要立足“新全球化”和“第四次工业革命”叠加的多重现实背景。李克强总理提出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是“新全球化”、“第四次工业革命”等影响世界发展的多重要素叠加背景下对“生产力”概念的新诠释,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的新结合。我们既要充分认识“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核心范畴的重大意义,又不能“泛化”和“空洞化”生产力概念,不能落入“唯生产力论”、“泛生产力论”的窠臼;而应当从丰富的中国实践中不断吸纳驱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进行理论总结并进一步用来指导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分工,利用后发优势、发展民族经济、提升产业结构、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历史机遇。第四次工业革命蕴含着空前机遇也隐藏着巨大挑战,诸如经济长期滞胀、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不平等发展、“好的”人工智能社会如何构建等都在考验人类的协作、创新与智慧。2002年开始《世界银行报告》开始有意识记录全球营商环境,以给全球投资者一个参考体系。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看谁能提供更好营商环境,以吸引资本、更好发展实体经济的竞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营商环境一直处于持续改进之中;过去20多年,中国一直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是世界上“现实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未来的最强大国家”,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以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从底端向中高端移动,以前推动经济增长的资源性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边际作效用正在递减,中国需要更多站在技术和创新前沿,相应地,“造环境”开始变得同“抓项目”一样重要,在特定阶段“造环境”甚至变得更为重要。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主要是通过推动生产力内部矛盾运动,从而使生产力诸要素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来实现的。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素质增强和生产效率提高最终要体现在企业盈利能力的增强、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环境营造是新常态下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保障,随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随着国内企业减负和长期发展的呼声高涨,只有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才能真正引领发展预期。中国的政府职能正在经历从计划向市场过渡这一关键的职能转变。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土壤和空气,营商环境改善会缩小收入差距、降低贫困率、促进共同繁荣。营商环境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文化、价值、制度多个领域的系统工程,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被寄予厚望的中国亟需营造更有吸引力的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培育提升国际竞争新优势。“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中国应当为扮演新全球化浪潮中的引领者角色做好“营商环境”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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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程虹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既是我们要倡导的新理念、要落实的新要求,实际上也是一个经济学的常识。市场经济就是最大的营商环境,也是人类发明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伟大制度之一。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成就充分证明,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要真正落实李克强总理提出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关键就在于政府部门要真正地敬畏市场。首先,政府要恪守自己的行为边界,要将营商环境的维护与创造作为首位职责。创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进而优化市场环境,推动经济发展,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本质含义。其次,要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营商环境之所以能促使经济环境发展,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之上。建立良好的营商环境,其根本就是要以竞争秩序的建立为重点,坚决破除垄断,坚决反对行政干预。可以说,营商环境能否转化为生产力,关键就在于公平的竞争秩序能否建立。再次,要建立和保护优质优价的市场选择机制。我国目前经济正在从要素增长转向全要素增长,核心就是要创新驱动。而创新驱动的关键,就是要保护那些创新的收益能真正地被创新者享用。只有让那些优质优价的产品和服务,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市场收益,创新才能真正成为每个市场主体的自觉选择。政府要真正建立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行政对市场的不正当干预,要发自内心地敬畏市场,让市场在公平竞争和优质优价中更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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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宋华琳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改革和建构公平公正公开的营商环境,为市场经济提供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有助于减少对市场主体施加的不必要的桎梏,减少不必要的合规成本,释放市场主体的活力。第一,在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形成过程中,应建构开放、反思、多元的政策形成程序,让不同主体在政策形成中享有相称的地位。理性听取企业、协会、专家、消费者、媒体的观点和立场,特别应注重听取市场主体的意见和建议,使得政策内容更趋合理化。第二,在涉及营商环境的政策出台前,应强化对政策的合法性、必要性和合理性论证。合法性论证材料应重点说明拟出台的政策符合立法的原理和精神;必要性论证旨在说明拟出台的政策能有效解决问题或实现行政任务;合理性论证则重点评估实施该政策对市场主体可能产生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说明实施该政策的预期效果是否有可能高于收益。第三,重新厘清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作用,减少微观事务管理,审批该取消的取消、该下放的下放、该整合的整合。应放宽市场准入,凡是市场主体基于自愿的投资经营和民商事行为,只要不属于法律法规禁止进入的领域,不损害第三方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政府不得限制进入。通过行政审批的削减、简化与整合,通过简政放权,发挥市场与社会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促进经济发展,给市场主体更多自由和选择,提高市场竞争力。第四,在营商政策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要逐步实现从政府监管向公共治理的转变。应减少政府对市场主体的直接干预,减少不必要的许可、认证、检查、检验、检测、评级、评奖。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市场监管中的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市场自我管理、自我规范、自我净化。提倡企业履行市场主体责任,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的自律作用,发挥市场专业化服务组织的监督作用,发挥公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要利用企业、行业协会、专业组织和公众的知识和资源,以最有效的方式来应对复杂的、非结构化的、快速变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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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王先林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工商总局市场监管专家委员会成员

营商环境作为伴随企业活动整个过程的各种周围境况和条件的总和,既在微观上关系到企业的发展活力和潜力,也在宏观上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软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因此说“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毫不为过,非常深刻。一般来讲,营商环境包括影响企业活动的法律、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要素,每一个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法律要素是其中最为根本的,是营商环境的保障。这是因为,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法治经济,要求所有的经济活动、经济关系都应该纳入法治的轨道予以规范和保障,这就必然对营商环境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近年来国家一系列的重要文件都提出要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法治化是排在第一位的,是良好营商环境(包括国际化、便利化)的保障,可以起到稳定市场主体的预期、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社会效益的作用。国内外的经验都表明,法治环境是影响投资吸引力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法治思维是构建公平市场机制的基础。进一步提升营商环境生产力,就需要建立和完善一系列有关产权、交易、投资以及市场监管、宏观调控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并有相应的程序规则和机制保障其得到切实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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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陈宪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经济发展,企业家和营商环境的关系是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哲学说,内因是指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外因是指事物发展变化的外部原因。对企业家和营商环境来说,二者是动力与条件的关系。当然,这只是二者关系的理论描述,在这个描述中不难看出孰为首要的答案。现实中,二者孰为首要确实是不确定的。尽管如此,企业家、企业家精神仍为首要。承认不承认企业家才能、企业家精神是“天生我才”,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企业家都是最为稀缺的要素,且其为首要是由稀缺性决定的。企业家源于创业者,创业就是试错,对自身是否具有创业才能进行试错,同时还要对市场需求试错,这两个试错都为“对”的概率很低。曾经有人将商学院说成企业家的摇篮,这是一个经典的无知。商学院是且只能是职业经理人的摇篮,企业家可以到商学院接受教育或培训,进行知识和能力的完善,但他们不是商学院造就出来的。企业家可来自各种教育背景,甚至辍学者。更为重要的是,成功企业家除了创业试错和需求试错,还要通过人格试错,试错为“对”,就是能够在激励和约束间找到平衡,这更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现实中成功企业家凤毛麟角就是佐证。成功企业家身上应是激励和约束两种企业家精神的完美结合。正因为如此,他们创造了巨大财富和就业,实现了伟大的社会责任。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首要,还体现在他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经济学研究表明,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内生于经济体系的技术变革,有着边际报酬递增特征的知识资本和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这里,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具有主体性,进而具有根本的决定性作用。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而将产业政策、刺激政策等似是而非的东西视为动力,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发展方式粗放,产能过剩,寻租腐败盛行,就将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这些当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当然,营商环境对经济发展,对创业者和企业家多重试错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不仅决定着试错人群的数量,甚至还可以通过改善包括制度、法治等在内的各种条件,提高试错为“对”的概率。总之,营商环境基本属于公共品,政府职能和行为是首要的,同时还包括社会中介和市场中介组织的作用,当然,这些中介组织是在政府监管下开展工作的。营商环境的改善固然需要企业家的自觉行为,但是,主体行为通常是环境的产物,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深化政府自身改革,是中国不断改善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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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徐玖平
四川大学校长助理、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优化营商环境,是企业自身发展对社会生态的客观要求。在现代社会,工商企业为社会提供了生活保障和生产支持。通观社会对产品服务的需求形态,初级阶段的需求,是产品服务本身的经济性,主要关注质量可靠与价格低廉;中级阶段的需求,是产品服务综合的获得感,更多关注品牌认可与企业形象;高级阶段的需求,是产品服务的整体生态,更多关注产品服务的价值链影响。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就是优化产品服务的社会生态,对企业讲,间接降低产品服务的生产成本;对用户来讲,有效优化了产品服务的价值结构。因此,从激发企业内在动力角度看,“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不仅毋庸置疑,也是实至名归。优化营商环境就是在提高生产力。通过“放管服”,优化营商环境,必将极大激发市场活力,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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